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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大科研主义”——忆王猛主任对体育科研事业的重视与关怀

发布时间:2018-06-29  |  【】 【】

王猛主任来体委工作是两段:1971年7月到1974年12月;1977年2月到1981年7月。

王猛主任1971年7月来体委后,在积极筹办和举行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同时,与助手们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九项重要措施:(一)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二)大部分军管人员撤回部队;(三)体委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和使用;(四)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五)举办一次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六)搞一个长远的体育发展规划;(七)调整、充实运动项目和队伍;(八)恢复体育科研;(九)充实加强体委的领导班子。从中可以看出恢复体育科研,早在1971年底就已列入了王猛主任的议事日程。

为贯彻周总理解放干部的指示,1972年春节前,王猛主任派姚晓程副主任到山西屯留“五七劳动学校”去调查,开座谈会。我曾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姚主任问我科研所的情况。我说:科研所被撤销,知识分子遭批判,人们思想上受到很大打击,我就没让15岁的大儿子再上学,而在劳动学校开拖拉机,因为学到我这样也不过如此下场嘛?当时我还说:这些思想问题似乎做做工作还是好解决的,但对科研工作来说,损失之大莫过于积累资料的丢失。他问,你知道科研所哪里还会有资料?我说,科研所撤销时我曾把我的资料集中起来扔在3楼10号房间,估计310房间可能还会有些资料。姚主任马上对他的秘书说:你记住回去后把310房间封起来,谁也不许动,等他们回去后再打开。1972年5月我们回来后,确实在310房间找到了我扔的一些资料,其中包括59年5月与北京体院合写的“对捷克优秀运动员约瑟夫.多列扎尔竞走技术的分析”,这是科研所成立后的第一篇论文(刊登在59年第37期《运动技术资料》上);甚至还有57年我同苏竟存、王英杰两位教授,为58年6月底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劳卫制科学讨论会”合写的主报告。

1972年5月我们刚从“劳动学校”回来不久,王猛主任在体委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召集部分科技人员开了个座谈会。当时我们还是有点紧张的,可是王主任的亲切和风趣一下就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开始他逐一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并不时插话。记得问我时,我说叫王汝英,他马上说:就别人是英雄,你就不是英雄?一下和缓了气氛。之后他针对科技人员在“文革”中受到伤害,不安心于科研工作的思想,提出“要安下心来,要老死在科研所”。最后,他明确提出:“科研所要办成先进的、综合性的科研机构”;“要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科研所来”。他还提出:“要注意添置仪器设备,搞科研没仪器设备还行!要早点提出计划,不能像买菜一样,临做饭了提着篮子上街买点就行。买仪器就要买先进的,不要买人家已经淘汰了的。”“要买摄像机,这对你们有用,这些我在林立果的房间见过”。他还提出:要注意收集体育情报,可以在几个主要国家设点,由我国大使馆设专人来收集。(事后我们曾与外交部联系过,说在使馆设专人得体委出钱,没办成。后来只是在日本和民主德国设了两个点,由我们提供录像设备,请使馆的人为我们收集重大比赛的资料,再带给我们,我们付一定的劳务费。)王主任的这些关怀和指示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广大的科技人员,逐步安下心来,并准备在体育科技事业中再做贡献。

1974年初“四人帮”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实际是批“周公”时,体委有些人在“四人帮”的唆使下,就趁机批王猛。甚至对王主任对体育科研的上述意见也大肆攻击,说什么是“大科研主义”。对此王猛主任坚决予以回击:“我就是大科研主义”。在浊浪面前王猛主任坚持真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人终生难忘。

王猛主任的上述主张和意见,我觉得对科研所和体育科技工作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王猛主任对推动体育科技的发展采取了许多措施,“走出去”就是其中之一。

1978年9月8日陈培民副主任率中国田径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三届中日田径对抗赛”,同时体委党组批准派出科技人员组成的田径考察组,主要考察中日田径对抗赛后在东京举行的八国田径比赛。7月份我正在粉碎“四人帮”后清查办的一个专案组工作时,接到通知要我任考察组组长。党组批准考察组共五人,那时考虑去的人员最好不全由国家体委科研所出,但临时选别单位的人,办手续又来不及。最后选了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已调去上海体科所的步润生,因他人走了,但档案还在北京。当时批准的名单如下:

中国田径考察组名单

组内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日

职务

组长

王汝英

河北

1927.2.21

国家体委科研所训练研究室负责人

组员

武福全

山西

1933.1.24

国家体委科研所研究人员

组员

唐  礼

上海

1932.12.5

国家体委科研所研究人员

组员

步润生

浙江

1937.3.24

国家体委科研所研究人员

摄影员

宋绍斌

北京

1935.11.28

国家体委科研所摄影技术员

 

    对重大国际比赛派出科技人员进行考察,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次。

    8月8日考察组集中进行认真的准备,并将准备情况写了专门的《情况反映》报体委。到日本后,考察组又增加了田径代表团留下的黄健和张士珩两位教练;为开展国际体育工作,何振梁也作为考察组的一员赴日,因八国田径比赛时有些国际奥委会委员出席。到日本后他和翻译就留在东京活动。我们临时又找了翻译。

    当时正值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前夕,日方接待非常隆重、热烈,所到之处都悬挂着中日两国国旗,并向两个团长献花。我们后来参观日本体育用品生产公司时,不仅楼顶、门口插着中日两国旗,而社长还率职员在门口列队迎接。在八国田径比赛之前,我们先是跟田径代表团一起活动,中日田径对抗赛结束后,我们留下。日本田协派他们科学委员会会长松井秀治教授接待我们,陪我们参观了日本体育科学研究所、日本体育大学、筑波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我们还与日本著名田径专家、教练以及参加八国田径比赛的部分教练等进行了座谈。此外,还专门到大阪参观了四家体育用品生产公司(其中一家公司是八国田径比赛的赞助商,我们田径考察组去日本也是他们出钱邀请的)。这些活动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八国田径比赛时,我们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回国后进行了总结,对世界先进的田径技术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利用观察和统计数据等做了分析。为我国田径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些参考。

在参观中发现日本新研制出“技术影片解析装置”(sportias  gp2000),即把用电影机拍下的技术动作胶片,放到仪器上,很快就能计算出运动中的人体重心,和重心运动轨迹。同时图像可以放的较大,在各关节扎点时误差也相对较小。从而为改进技术,研究创造新技术可以提供较准确的依据。而当时我们还完全是手工操作,先要把拍下的技术动作胶片洗成照片,再在照片上各关节点扎眼,在背面联线,再进行测量,用手摇计算机计算。照片不可能放的很大,因而扎关节点的误差就比较大。“技术影片解析装置”不仅可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工作质量。同时日本人体与中国人体远比欧美人体相近,因而日本的人体重心计算方法更适合我国的运动员。

回国后我们在总结中提出“为改变科研手段落后和缺乏的状况,建议从日本引进一套或两套‘技术影片解析装置’(据从进出口公司了解,每套人民币13万5千元)和能停、能倒、能快、能慢的放映机、录像机”。

为更好地恢复好科研所,吸取国外经验,国家体委又决定派出科研所的考察团赴联邦德国。1978年11月22日到12月11日由都浩然同志率领包括训练、医学、生理、生物力学等学科的考察团。这是第一个对西方体育科研进行考察的、多学科的考察团。在联邦德国除重点考察联邦体科所和科隆体育学院外,还对波恩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大学的体育科研的各方面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吸取了许多先进经验,见到了不少先进的仪器设备。三维测力平台就是其中之一。据介绍这套瑞士生产的测力平台已是定型产品,许多国家的体育科研都在使用它。

回国后,于1979年于4月18日又给体委打报告(以前曾打报告购买录像设备,体委已特批了40多万元人民币),除同步高速摄影机已订货外,请求再向日本订购一台“技术影片解析装置”,向瑞士订购一台三维测力平台(包括放大器,3万美元)。在王猛主任的科研所要买好仪器的思想指导下,报告很快得到委领导的批准,仪器陆续到了科研所。

1979年电影录相摄制室还安装了国产的4404型大型洗片机,大大提高了质量和产量。为对外加工和大量发行体育科技影片创造了条件。

所有这些都大大改善了科技手段,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请进来”是发展我国体育科技的又一重大举措,并打开了与国际体育学术交流的大门。

1979年9月15日邀请了由日本体育学会会长前川峰雄率领的日本体育学会友好访华团,其中包括运动医学专家黑田善雄、运动生物力学专家松井秀治等30名专家。在民族饭店举行了讲座、召开了座谈会。与松井秀治的座谈会,当时就是由我主持的。

1979年10月13日—19日邀请了国际生物力学学会主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力学实验室主任理查德.尼尔逊来华讲学。当时组织了体育科研人员和体院教师听课,课后并整理成专集。之后与国际生物力学学会建立了联系,还送科研人员到他的实验室去进修。

1979年10月24日—11月8日邀请了日本的运动医学专家黑田善雄、石河利宽和中岛宽之三位专家来华讲学。

1980年3月28日—4月3日又邀请了日本运动生物力学专家松井秀治及两名助手来华讲学。除在北京讲学外,我还陪他们到成都去讲学。

在这期间我还曾两次接待了由加拿大蒙特利尔比较体育学院院长伊诺斯率领的体育旅游团,来科研所参观及进行学术交流,并建立联系。1981年11月由科研所4人组成的体育科学考察团第一次访问美国和加拿大,就是我与美国的尼尔逊和加拿大的伊诺斯联系,由他们安排接待的。

1983年4月,科研所为制订到2000年的发展规划,决定派考察组赴长沙、广州、上海和天津调研。考察组包括训练、球类、医学、生理、摄影、财会和科研处等方面7人,由陆绍中所长亲自带队。我们除考察该地的体科所、体院外,还考察了与我们相近的一些科研单位。

当我们在广州刚考察完,正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时,王猛主任得知我们在广州,立即让秘书给我们打电话。第二天早晨6点多秘书就打来电话,说:首长要见你们。我说:下午我们就要去上海了。他说:不要紧,我们派车去接你们,行李都带上,吃完饭直接送你们去火车站。

王猛主任当时是广州军区政委,他是在军区外宾招待所接见我们的。见面后,他依然是那么亲切、爽朗,逐一询问每个人的情况,还十分关心体委和科研所的情况。当得知陆绍中和我当了所长,他笑哈哈地说:好,你们也是领导了!当我们提到他的“大科研主义”,并感谢他对体育科技事业的关怀时,他说:没啥,那是我应该做的。最后,他说:留下来吃饭,然后送你们走。

在饭桌上,还没开始,王猛主任就问司务长:“有长虫肉(即蛇肉)吗?答说,今天没有。王主任说:不行,我跟国家体委的同志们说了,凡是到广州来的,我都要请他们吃长虫肉。秘书马上说,我们去办。不一会就端上来了。王主任在饭桌上非常活跃,不时向大家敬酒,并说:所长不会喝酒怎么行!因为我们都不会喝酒,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向王主任敬酒,总是王主任来敬酒,他一敬就是一圈,最后我们的陆所长还是喝多了。

这种亲切、活跃、欢乐的氛围,使人难忘。要知道我们这是和一位大军区政委在一起的啊。

1987年春天王猛主任在北京住医院疗养,我曾同孙景立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他依然豁达乐观,谈笑风生。我向他问候后,也介绍了些科研所的情况。他依然十分关注科研所和科技人员的情况。最后,他笑着说:你们现在都是专家了。我说:我们哪里是什么专家?您才是专家、军事专家。他立即说:不,不,我可不是军事专家,不敢当,不敢当!

2006年4月我们几位老体育科研人员去北郊一个基地,去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王猛主任,当时陈培民副主任也在那里。我们再一次与王主任进行了亲切的交谈,王主任依然精神矍铄,风趣不减当年。中午还请我们一起吃了午餐。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见王猛主任的最后一面。

2007年6月29日凌晨1时30分,王猛主任与世长辞了!

王猛主任,我们广大体育科技工作者深深怀念您!

 

作者:王汝英  离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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